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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为一个日渐丰满的民族企业的代表，作为一个以13亿甚至更多人健康为基础的食品饮料行业的龙头企业，如何践行而不是空喊企业公民概念，如何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伟大的百年老店并长盛不衰，直面现实，勇于担当，以诚相待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元素，牛根生显然缺乏的正是这样一个基本的道德标尺。

在最新出版的《大衰退》（中文版译名）一书中，辜朝明不仅挑战了传统宏观经济学，也为日本经济1990年代之后的长期低迷找到了真相。其中既有标准的货币主义措施（美国一口气将利率降到几乎为零），也有经典的凯恩斯主义的大规模政府投资（这方面以中国为最，投资规模占到GDP的大约15%）

但当下的情形则是，全球所有经济体几乎同时陷入衰退或者即将陷入衰退。其中既有标准的货币主义措施（美国一口气将利率降到几乎为零），也有经典的凯恩斯主义的大规模政府投资（这方面以中国为最，投资规模占到GDP的大约15%）。在辜朝明看来，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并不是因为银行敢放贷，而是企业根本不愿意贷款。以至于情急之下，只要是可能有用的，都要拿来一用。当然，也只有在这种知识困境的刺激下，我们的思想才能够不断成长。

虽然到目前为止，将美国（当然也包括全球）的经济前景与1990年之后的日本相比的人还为数甚少，但我猜测，这种类比很快就会成为一种学术时髦。虽然我们无法准确地了解美国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在本次金融海啸中受到损害的严重程度，但其性质与1990年代的日本恐怕并无二致。但这部分的比例不是很大，而且也因为当时的俄罗斯人对有价证券还没经验，没有买卖过任何股票，以为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不值钱，所以，很容易就卖了。

到1996年时，这些企业财务危机又出现。2009.2.14. 刊登在《经济观察报》作者在写作本文过程中得到了郭宇宽的帮助，在此特别感谢从这个道理上，现在也是通过民有化给老百姓回馈过去的付出的时候。少数人放贷给企业后，再和企业管理者合谋造成企业的经营不善，无力还贷，从效果上迫使大量国有企业以极低的价格落到了私人手中，由此产生了一些财富寡头。

根据一些研究机构前几年做的估算，到2006年年底，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在50万亿元左右，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所有国有企业账面资产加在一起是29万亿元。各级国资委系统在过去数年中，已经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把属于国家的企业和资产理顺了许多，打下了基础。

这意味着，国有资产是城镇居民金融财富的三倍多，这是造成中国经济结构不协调、老百姓从经济增长中分享的好处少、经济模式难以转型的根本原因，这种局面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所以，从上述几方面，我看不出民有化改革在意识形态上存在什么障碍。但是，正如上面谈到，我推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有化，不是俄罗斯意义上的私有化，而是要将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中全民作为财产所有者的身份落实。捷克的私有化很彻底，没有留下国有股份，也就没有留下任何诸如以债换股的后遗症。

当然对于我的民有化建议，也有很多质疑，为了避免一遍遍的解释同样的问题，我想就几个质疑做一个集中回答。我当时对国库券的认识和态度大概和俄罗斯、捷克人对私有化券的认识和态度差不多。这些并入的资产价值可以慢慢评估核算，但精确的评估不重要，因为分到老百姓手里的是公民权益基金股份，让他们自己、专业评估机构和投行去评估吧。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那是非常好的政策主张。

把国有土地和国有企业资产的财富加起来，国有资产的价值约79万亿元人民币。差别在于，以前没有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身份、名字具体落实，所有者是虚的、缺位的，而我建议的是通过设立公民权益基金、把基金股份均分到公民个人手里，把全民所有制体系的建立过程中最后的一步给走完，也就是，把所有者真正具体落实。

所以，中国经济从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已经迫在眉睫，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就必须改变目前的所有制结构，把国有产权中属于每个人的那部分产权分给个人，让老百姓分享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增加国内的民间消费需求。以前，我们总难理解，中国为什么要保8、要8%的GDP增速才放心？这是因为老百姓感受到的GDP增速和实际的GDP增速是两回事，因为在国有制之下，民众没有多少资产性收入，他们主要或说完全靠工资生活，而资产升值和财产性收入主要进入国家手里、不能转换成民间消费增长的动力。

于是，改革之后，这些企业本质上继续是国有控股企业，亏损仍然严重。所以，现在的国有制抑制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也就抑制民间消费需求，进而，经济增长只能靠出口带动。只有把财产权的所有者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才能使中国老百姓变得有底气,并享受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不过，话又说回来，对于我们做教授的人，我的首要责任不是先考虑政府会不会采用，而是通过自己的研究，讲清楚这样做的好处，讲清楚如果不进行民有化改革又会怎样。我当时对有价证券毫无认识，认为它没有价值，等同废纸，所以随手就给了别人。最近，很高兴地看到，对我的民有化改革建议和理由，越来越广泛的共识正在逐步形成。

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有给市民发红包，发消费券的举措，也让人感到今天的中国在进步。把它们按身份证人均所有或把它们的利润按身份证人均分配都是社会主义的最普通的常识。

从一开始，我比较理想化地提议一次性建立全国公民一人一份的权益基金。但这部分的比例不是很大，而且也因为当时的俄罗斯人对有价证券还没经验，没有买卖过任何股票，以为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不值钱，所以，很容易就卖了。

我1986年在国防科技大学工作，当时学校强制教师每月买国库券，工资的一部分直接以国库券的形式发放。在这种体制下，人民名义是所有者，实际上根本无法行使所有者的权利，既没有对国有资产的使用、管理和分配的发言权和监督权，也无法从国有资产的增值中获利。

所以，俄罗斯出现的财富寡头不是私有化券所致，而是后来的以债换股、当初私有化不彻底所致。当时，俄罗斯面临总统选举，叶利钦要连任。而民间到 2005年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金融资产总值是21万亿元。俄罗斯的结局恰恰是私有化不彻底所致。

我想把这几点理解清楚，对于民有化最主要的顾虑应该可以打消了。其次，尽管一些国有企业占据垄断资源，利用垄断向社会高收费，也享受了那么多优惠政策和银行贷款，甚至得到纳税人的财政补贴，但这些年来，它们没有给全民分红过。

这种做法有点像国内前几年搞的国企MBO。除了给社保基金划拨一些国有资产股权之外，将剩下的注入公民权益基金均分给老百姓，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也是下一步十分关键的改革，得到政府的支持无疑极为重要。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生产已经不是问题，但造出来的东西由谁来买，这才是增长的瓶颈所在。尤其在经济危机的时刻，让公民个人直接拥有国有资产更是最佳的政策选择。

2008年7月，我提的一个具体办法是，在全国和31省市分别成立国民权益基金，共32个，把全国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均分给13亿公民，各省市的基金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市公民少分的原则进行，以此完成民有化改革。1992至1994年间，俄罗斯最初的私有化是政府给每个公民分发面额1万卢布的私有化券，凭证可购买企业股票或入股投资基金，也可有偿转让或出卖，数以千百万计的俄罗斯人成为了股民。第二个问题，民有化改革在技术层面有没有操作障碍？操作起来比想象的肯定要复杂，但是，今天的银行、证券与基金管理行业能够有条不紊地服务好几亿银行客户、一个多亿基金账户、几千万证券投资者账户，处理13亿公民权益基金账户，不会有问题。邹恒甫、谢国忠、张维迎等从不同角度谈到类似的建议，上海一位政协委员正式提出了专门提案，设计如何率先把上海的国有资产实现民有化。

他接着说，中国经济的主体（国产）本来就应该是十三亿人民人均平等所有。不过，这总比现在老百姓谁都享受不到国有资产的好处要好，而且他们的父母享受到了这些财产，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会从侧面分享到其中的福利。

中国今天搞民有化，比当初俄罗斯、捷克的条件要成熟很多。中国目前的国有制实际上是官权所有，国有制成为少数人控制社会资源、进行权钱交易、瓜分国有资产的借口。

2009.2.14. 刊登在《经济观察报》作者在写作本文过程中得到了郭宇宽的帮助，在此特别感谢。政府想的解困办法就是以债换股，也就是，让一些个人给国有企业贷款，同时由国有股份作为担保：如果企业在几年内不能还贷，放贷的个人就自然接手国有股份、成为企业的所有者。